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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教材

  作者: 黄强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Wed May 16 00:00:00 CST 2018

  编者按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养分。在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国家版权创新基地承办的“远集坊”第八期讲坛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畅谈了新时代教材建设与出版的新思路。本期《出版周刊》特将黄强的演讲予以呈现,让读者通过教材的历史更好地了解教育和出版的故事。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在“远集坊”第八期讲坛上进行“新时代 新教材”主题演讲。本报记者 赖名芳 摄

 

  2017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召开,宣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作为教育出版的从业者,必须深入探讨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我们的行业如何准确定位;我们自身如何把握机遇,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恪尽职守,奏出时代强音。下文以中小学教材为重点,对新时代教材建设有关理念和实践进行简单梳理和讨论。

  教材、教育与出版
  “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核心部分,而教材又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无论就出版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内涵而言,还是从出版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教材出版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教材也称教科书,既是教师的“教本”,也是学生的“学本”,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与基本依据,是反映国家认知、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教材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蒙学读物。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后以雕版、活字印本形式传播,在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版,肇始于清末,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一批私营出版机构以教科书出版而闻名于世。
  清末变法革新,引进西学,废科举,兴学校,商务印书馆随之编写出版了适应新式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其“新”特征主要是按学科分类、分课时编排,不仅讲授人文知识,也讲授科学知识。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书局推出了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同时期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纷纷参与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民国时期进一步使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版一时蔚为大观。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出版,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展开,充分发挥了传授新学、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推动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教材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所长、近代中国最早从事新式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先贤张元济说过:“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还有学者将教科书的变迁称为“民族魂”,可见教科书在培养人才、提升民族素质、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意义。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当下的中国,有着2.75亿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教材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过程中更是肩负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教材建设事关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小学教材中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大学“马工程”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更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帮他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教材乃是一种特殊的文本,也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截至目前,教材的主要存在形式仍然是纸质媒体。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以及交通运输的发达,使教材得以按需大量复制,在较短的时间、辽阔的地域广为传播。正如传播学者威尔伯·L·施拉姆所言:“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教材的使用者主要是在校的青少年学生,教材受众面广,其内容和使用方式相对稳定,影响深远。美国出版家达塔斯·史密斯在《图书出版指南》中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第一步,很可能是从学校用书开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以教科书出版起家,中国的教育出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核心部分,而教材又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无论就出版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内涵而言,还是从出版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教材出版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教材与教育事业、教材与出版业关系极为密切。胡适说过,“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叶圣陶说:“就广义上说,出版工作就是教育工作。”因此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要以出版工作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

  教材建设走进新时代
  “由国家层面统编三科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义务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近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历史表明,每当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到来,中小学教材必将引起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教材建设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开国时期的统一。
  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编写解放区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中央、毛主席极为重视教材建设。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共产党自己的接班人,就不能继续使用民国时期民营机构编写的教材了。
  早在1948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筹建的“黎明时刻”,中共中央就派专人从上海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爱国的教科书编写专家秘密接到华北解放区,组建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筹划新政权的教科书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彻底变革,包括旧有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体制,首次明确教科书事业应由国家统一举办,各类民营、私营等出版和发行机构均不得私自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教材编写出版的历史使命,催生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使其在1950年光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出版机构。人教社认真总结解放区红色教科书的建设经验,积极汲取苏联教科书和民国教科书的优点,探索建立符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科书体系。这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教材建设直接的关注与指导。一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人教社题写了社名,中央派叶圣陶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身份(后改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人教社社长。二是,对于语文、历史两个意识形态影响力大的学科,中共中央在1953年专门成立中央语文问题委员会和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分别由陈伯达和胡乔木牵头,对教科书编撰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加强教科书编写力量。1953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在这一指示下,国家迅速从全国调集了近20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补充到人教社教材研究和编辑队伍之中。
  截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编写出版了4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并与全国各省出版单位共同探索建立了“租型代理”这一教科书供给合作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落后的国度,如何保障近两亿中小学生同时“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难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的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国民的塑造,并使得党和政府的意志通过教材—学校—教育这个特殊的渠道得到了有力贯彻。
  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复出。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重新编写适应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中小学教材,是他与恢复高校招生考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道最先关注和着力的几件大事之一。
  之前的10余年里,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由各地革委会主导,各地分散出版,教材中“极左”思想充斥,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的学校还直接将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教材编写、使用总体上处于混乱状态。
  1977年,邓小平指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邓小平要求编印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有关使馆选购一批最新国外教科书,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邓小平还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科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过问下,教育部召集包括人教社编辑在内的全国200多位专家,聚集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史称“香山教材会战”。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的代表并合影留念。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套新的统编中小学教材陆续在全国普遍使用。这是一套体现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回归理性的教材,也是一套闪烁着改革开放思想光芒的教材,其中重点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教科书的内容和编撰模式。
  改革开放数十年以来,我国的教科书建设不断加强。一方面,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学术研究的力度,探索教材建设自身的规律性。1983年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亲笔题写所名,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在不同时期的国家五年重点科研课题规划中,课程、教材都是重点关注对象,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本世纪初启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也随之产生巨大的变革。
  另一方面,在基础教育教科书管理体制上不断进行新的改革探索。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教科书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并针对不同地域、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规划出版了“八套半”教材,初步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到21世纪初,又进一步引入了教材出版发行的市场竞争机制,出现了全国80多家出版机构“群雄逐鹿”、共编教材的局面。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的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材的多样化,提高了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但也引起了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和个别教材出现错误等问题。
  新时代的重大举措。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教材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强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目标。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建设的高度认知和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部分。
  201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站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强化教材的思想性,提出了编写、审查、修订、选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从科学制定规划、提升教材质量、强化教材研究、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等方面,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意见》指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
  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专司指导管理教材建设的教材局。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主任委员,教材委下设10个专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教材工作,研究解决教材建设重大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的高规格教材管理机构,意义重大。
  2017年9月,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统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统一使用。三科教材的编写历时数年。通过严格的推荐和评审,教育部遴选出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德高望重的一流专家担纲总主编,以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为依据进行编写。编写组在审查专家的指导下,边编边审边改,不断精雕细琢,保证了教材的内容质量。编辑出版人员严格把关,精编细校,多审多校,保证了教材的编校、设计和印装质量。经过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等不同层次的多次审查,保证了三科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有关反馈情况显示,已经使用的义务教育三科教材得到了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充分肯定。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将于2019年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教育部领导表示,由国家层面统编三科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义务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的统一编写和使用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2017年出版业十件大事”。
  目前,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使用已形成了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管理格局。三科教材“一纲一本”,体现价值认同;其他教材“一纲多本”,支持编写创新和各地师生选用。与此同时,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工程”教材)的统一编写、修订、审查和使用工作也在大力推进之中。
  教材建设的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是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适应的。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就是要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上述教材建设新理念的提出和新政策、新举措的实行,标志着中国教材建设步入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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